高管团队“小圈子”促进沟通还是带来合谋？来自1532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关系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亲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学习时形成的校友关系，在他乡时更为亲密的老乡关系，工作时积累的商业关系、政治关系等。来自同一个地方会形成老乡文化，来自同一所高校会形成校友文化，基于相同的政治面貌或国有企业任职级别会形成政治文化，等等。相同的文化会形成“小圈子”或“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会增进彼此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可能发挥信息传递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双方合谋。企业的商业交易可能更依赖于社交网络。上市公司最重要的两个职位，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有可能也有工作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会有力地增进管理层之间“沟通”，从而提高企业效率从而促进公司长期发展呢，还是更多地引导管理层之间的“合谋”、降低投资效率、损害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呢？2022年，来自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房星彤、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何开刚和孟怡珺、上海财经大学的叶剑芳，在国际会计学顶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发表论文“Supervision or collusion? CEO–CFO social tie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基于1532家中国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如何影响财务报告质量，发现当公司的CEO和CFO有社会联系时，公司的财务报告的质量有可能更高。Title：Supervision or collusion? CEO–CFO social tie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2022,JAL)监督还是串通？CEO与CFO的社会联系与财务报告质量作者简介房星彤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何开刚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孟怡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叶剑芳 上海财经大学摘要Purpose：Social ties may either hel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CEOs) supervis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CFOs) behaviors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or lead to collusion and undermine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ties between CEOs and CFO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EO–CFO social ties through their mutual alma mater or birthplace. Based on 6,787 Chinese non-financial firm-year observations from 2003 to 2020, the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Findings：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firms with CEO–CFO social ties are more likely to exhibit higher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CEOs with social ties to CFOs can obtain a high level of information and exert a better supervisory and monitoring role. Further, CEO–CFO social ties are more effective when the CEO does not have a financial background and wh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weak.Originality/value：This paper mainl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xecutive characteristics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and the literature exam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corporate behaviors. Meanwhile,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ocial ties as an informal monitoring mechanism in practice.目的：社会联系可能帮助首席执行官（CEO）有效监督首席财务官（CFO）的行为并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或者导致合谋并破坏财务报告的质量。因此，本文研究了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设计/方法/途径：本文通过他们共同的母校或出生地构建了CEO-CFO社会联系。基于2003年至2020年的6,787个中国非金融公司年度观察，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测试。研究发现：主要发现是具有CEO-CFO社会联系的公司更有可能表现出更高的财务报告质量。与CFO有社会联系的CEO可以获得高水平的信息，并发挥更好的监督和监控作用。此外，当CEO没有财务背景且制度环境较弱时，CEO-CFO社会联系更为有效。原创性/价值：本文主要为探讨高管特征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文献以及研究社会联系与公司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同时，本文强调了社会联系作为实践中非正式监督机制的重要作用。Part1 研究背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主要负责公司决策的批准与监督（Fama和 Jensen，1983），而首席财务官（CFO）主要负责财务报告的质量。近期发生的安然、世通、Qwest 和康美药业等公司舞弊案件表明，CFO在实际工作中会对会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实证研究也证实，CFO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更具决定性（Geiger 和 North，2006 ；Jiang 等，2010 ）。2002 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正式要求CEO和CFO就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供个人证明。同时，当公司的财务报告存在问题时，与CFO相比，CEO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其有强烈的动机去监督财务报的质量。为了有效监督财务报告质量，CEO应充分获取相关信息，并与CFO建立信任关系。Cohen等（2010）以及O'Brien和Tan（2015）认为，社会联系可以有效传递信息。具体而言，社会联系可以增加各方之间的信任和信息共享，缓解正式契约产生的冲突，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监督效果（Adams 和 Ferreira，2007；Westphal，1999）。现有研究也已经证实了社会联系在企业行为中的关键作用（Ayers 等，2011 ；Cohen 等，2008、2010 ；Hwang和 Kim，2009 ）。作为关键高管，CEO与CFO之间的关系将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这一问题。基于此，文章试图研究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文章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首先，文章通过探讨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如何影响财务报告质量，对高管特征如何影响财务报告质量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扩展。其次，文章还对有关社会联系的文献有所贡献，并扩展了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第三，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文章将社交网络研究扩展到了一个新兴市场（Guan 等，2016 ；Li 等，2020 ）。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企业的商业交易可能更依赖于社交网络（Rajan 和 Zingales，1998 ），文章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对企业而言，高管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对监管机构而言，社会联系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应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予以考虑。Part2 假设发展根据 Cohen 等（2010 ）以及 O'Brien 和 Tan（2015 ）提出的通过社会联系传递信息的概念，文章认为CEO和CFO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一种信息渠道。监督信息的成本很高（Hayek，1945；Jensen 和 Meckling，1976、1992），而社会联系则可以增加各方之间的信任和信息共享，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监督效果（Adams 和 Ferreira，2007；Hoitash，2011；Westphal，1999）。在同一所大学就读可通过建立共同观点来增强学生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Guan 等，2016 ），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在个人行为选择上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Hwang 和 Kim，2009 ）。因此，社会联系的存在可以更好地交流微妙和敏感的信息（Granovetter，2005），尤其是在私人网络中（Li 等，2020）。如前所述，CEO有强烈的动机监督CFO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在CEO与CFO存在社会联系的企业中，CFO可能更愿意向CEO提供微妙而敏感的信息，如复杂的会计交易、分录记录，甚至CFO的股权激励和风险偏好。由于关系密切，CEO也更有可能毫不犹豫地向CFO提出看似 “愚蠢 ”或 “棘手 ”的问题。因此，CEO可以获得高水平的信息，进而做出更好的决策，发挥更实质性的监督作用，并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H1a.（监督）：与CFO有社会联系的CEO可以获得高水平的信息，并发挥监管和监督作用，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然而，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联系可能会破坏董事会的独立性、削弱监督并导致串通（Butler 和 Gurun，2012 ；Guan 等，2016 ；Khanna 等，2015 ；Krishnan 等，2011 ；Schmidt，2015 ）。基于这一论点，密切的社会联系可能会导致CEO和CFO之间的勾结串通，从而导致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因此，文章提出了如下竞争性假设：H1b.（串通）：与CFO有社会联系的CEO更有可能与CFO串通，进而降低财务报告质量。Part3 研究设计文章手工收集了每位CEO与CFO的简历，并提取相应的教育背景和出生地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与其他变量进行匹配。文章会计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初始样本包括 4,393 家上市公司的43,771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文章在剔除了（1）金融行业的公司；（2）没有 CEO/CFO 信息的公司；（3）在一年内任命一位以上 CEO/CFO 的公司；（4）CEO 同时兼任 CFO 的公司后，最终样本包括 1,335 家上市公司的6,787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附录Panel A报告了样本筛选过程，表1报告了样本分布情况。在变量定义方面，参考以往研究（Ayers 等，2011 ；Cornett 等，2008 ；Klein，2002 ；Leuz 等，2003 ），文章使用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2003）计算出的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代理变量。此外，文章定义虚拟变量Connect，当CEO与CFO有共同的母校或出生地时取1，否则取0。此外，文章还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附录Panel B所示。文章建立以下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DA|是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用来衡量财务报告质量；解释变量Connect用于衡量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文章还加入了一组公司层面特征（Firm-characteristics），并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Indi）、年份固定效应（Yeart）和随机误差项（ε）。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 Panel A所示。为避免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文章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Panel A显示，|DA|的均值为0.07，标准差为0.09；Connect的均值（中值）为0.17（0.00），说明大部分样本中的CEO和CFO不存在社会联系。Panel B报告了单变量检验结果，其中CEO和CFO存在社会联系的子样本的|DA|显著高于中CEO和CFO不存在社会联系的子样本。此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Panel C所示。Part4 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当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时，|DA|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固定效应后，|DA|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与没有 CEO-CFO 社会联系的公司相比，有 CEO-CFO 社会联系的公司的|DA|将减少 0.8%。因此，当CEO和CFO有共同的母校或出生地时，企业更有可能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总之，上述均支持了关于 CEO-CFO 社会联系对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监督假设（ H1a）。基准回归结果显示，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是CEO获取信息以更好地监督财务报告质量的重要渠道。文章接下来研究了这一渠道的效用是否会受到CEO财务专业知识背景的影响。文章定义虚拟变量Finance，如果CEO：（1）拥有专业认证（如注册会计学、审计师、经济学家），或（2）学习过与财务相关的专业，如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经济学等，则认为其拥有财务背景，Finance取1，否则取0。表4报告的结果显示，在CEO不具备财务背景的子样本中，|DA|显著为负，且在全样本中，Finance × Connec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当CEO自身具备财务背景时，其无需从CFO那里获取具体信息便可发挥监督和监管作用，因此CEO-CFO社会联系的作用被大幅削弱。接下来，文章检验了CEO-CFO社会联系这一非正式监督机制是否会受到正式监督机制的影响。其中，文章将法律制度（审计师选择）和市场干预（分析师预测的频率）视为正式监督机制。在法律制度方面，上市公司必须依法聘请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DeAngelo，1981 ）。规模较大的事务所通常声誉较高，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由于其启动和运营成本也较高，因此向客户收取的审计费用也较高（DeAngelo，1981；Ke 等，2015；Wang 等，2008）。企业通常会通过理性评估内在收益和成本来选择审计师（Ke 等，2015 ），因此文章定义虚拟变量Top10，当企业聘用前十大事务所时，则认为其法律环境较强，此时Top10取1，反之则较弱，此时Top10取0。表5报告的结果显示，在为聘用前十大事务所的子样本中（Top10=0），|DA|显著为负，且在全样本中，Top10× Connec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CEO-CFO社会联系发挥的监督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较弱的公司中更加显著。在市场干预方面，分析师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帮助投资者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Ellul 和 Panayides，2018；Guo 等，2019；Jung 等，2012；Yu，2008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分析师与公司高管建立了关系，进而可以直接获得公司的额外信息（Dyck 等，2010 ）。因此，如果有更多或更少的分析师跟踪一家公司，则认为该公司处于强（）。弱）市场环境中。文章定义虚拟变量Analyst，当分析师数量高于中位数时取1，否则取0。表6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子样本中（Analyst=0），|DA|显著为负，且在全样本中，Analyst × Connec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CEO-CFO社会联系发挥的监督作用在市场环境相对较弱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总的来看，在薄弱的制度环境中，CEO-CFO 社会联系提供的监督机制似乎可以替代法律制度和市场干预。除了上述分析外，文章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文章讨论了反向因果问题。由于CEO负责CFO的任命、晋升和薪酬，因此CEO有可能任命与自己有密切社会联系的CFO（Adams 和 Ferreira，2007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文章创建了两个虚拟变量：Before（如果CFO是在CEO任命前至少一年任命的则取 1，否则取 0）和 Before1（如果CFO是在CEO任命前一年或同一年内任命的则取 1，否则取 0）。表7报告了分组回归的结果，其中，Connect的回归系数在每一组中均显著为负，且组间差异不显著，排除了 CEO 根据社会联系聘用 CFO 的可能。除了上述分析外，文章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文章讨论了反向因果问题。由于CEO负责CFO的任命、晋升和薪酬，因此CEO有可能任命与自己有密切社会联系的CFO（Adams 和 Ferreira，2007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文章创建了两个虚拟变量：Before（如果CFO是在CEO任命前至少一年任命的则取 1，否则取 0）和 Before1（如果CFO是在CEO任命前一年或同一年内任命的则取 1，否则取 0）。表7报告了分组回归的结果，其中，Connect的回归系数在每一组中均显著为负，且组间差异不显著，排除了 CEO 根据社会联系聘用 CFO 的可能。Part5 结论文章研究了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 CEO与CFO存在社会联系公司更有可能表现出更高的财务报告质量。与CFO有社会联系的CEO可以获得高水平的信息，并发挥更好的监督和监测作用。文章还发现，当CEO没有财务背景且制度环境薄弱时，CEO与CFO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监督作用会更加有效。总之，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联系在塑造企业行为方面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果应考虑到以下局限性。首先，关于 CEO-CFO 社会联系的数据，披露 CEO 和 CFO 教育背景和出生地信息的公司数量为 1,532 家，占总数的 36%。为了估计CEO和CFO的社会联系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最终样本只涵盖这 1532 家公司（6787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如果披露信息的公司与选择不披露信息的公司不同，可能会导致选择性偏误。不过，文章认为，从是否存在社会联系以及财务报告的质量来看，缺失信息的样本可能是随机的，这并不影响结论的有效性。同时，文章也利用 PSM 方法缓解了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更详细地探讨这一潜在偏差。其次，文章只考虑了CEO和CFO之间的社会联系如何影响财务报告质量，而其他管理层成员之间的联系也有可能产生影响，这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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